从立法目的上看，我国对劳务派遣以及非正规就业的定位不清，立法初衷摇摆。具体到非正规就业与劳务派遣的相关规制来说，一方面劳动合同法中强调劳务派遣用工只是一种补充形式，并试图通过法律的严格管控将其纳入正规用工；另一方面我国又希望依托灵活就业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问题。

劳务派遣出现泛滥之前，我国对其的态度就是倡导并给予政策鼓励。而在劳务派遣被认为出现了泛滥的问题后，却又很矛盾的在抑制劳务派遣的同时又大力鼓励平台用工等非正规用工形式。可以说，从立法目的来看，并不是先以稳定劳动关系为目的，再规制相应的非正式用工；而是先任由非正规就业发展，如果问题大了再去“堵”。

既然立法目的是一边放任短期灵活的劳动关系，一边又不希望它发展得过于泛滥引发问题，那么市场自然将劳务外包、劳务承揽、平台用工等一个又一个的非正式用工新形式呈现给立法者，造成一个又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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