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释语义的专著刚好相反，它所释的义并不局限于某一书，更不局限于某一句中的含义，而是某一词语常用的、基本的或全部的含义。因此，它的释义方法就不应随文而释，而要一面研究各个词语的含义，融会贯通，给以准确的、简明的解释。但有些书既随文释义，又通释群书，其体式介乎注疏与专著之间，如《经黄释文》、《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还有一种情况，在随文释义的注疏著作中有通论、序录，这种通论与序录大部可以纳入通释语义一类。
因此，把清代末年作为古籍的下限要比1840年作为下限来得合适。当然，这个下限仍旧是粗线条的。即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炉灶，如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或旧体诗文集之类，一般仍可划入古籍范围。采用新体裁对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释，才不叫古籍，而算作对古籍的整理研究。 中国的古籍在数量上以用汉文撰写的为多。此外，还有用满、蒙、藏、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也是中国的古籍。只是因为整理这些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写的古籍需要另外一套专门学问，在方法上也和整理汉文的不尽相同，因此通常所谓整理古籍只限于汉文的古籍。
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2]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知识信息； 著作方式； 文字； 物质载体； 文字制作技术； 装订形式。